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阔别32年之久的故乡韶山冲，这个消息如一记炸弹，立马在当地引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欢天喜地地来看望毛主席，那几日的韶山冲如同过年一般。
毛主席外婆家的亲戚们一再邀请主席到他们那边去做客，然而主席的行程安排得非常满，一下子抽不出身来。
在灰砖坪与韶山的烈士家属、革命前辈及师长们合影之后，毛主席对没能去外婆家做客一事深感抱歉，于是他特别要求摄影师将外婆一家人请到身边来，说：“请给我和外婆家的人照一张吧。”
文家人高高兴兴地围拢过来，与主席合影，这张照片几乎囊括了文家所有与主席关系密切的亲人。为什么要用“几乎”呢？因为合影中独独缺了一人，他就是毛主席曾经关系最好的表兄文运昌。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文运昌不是来不了，而是压根不想来，他此刻正在家中生着闷气。那么，这对表兄弟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隔阂呢？
让我们从头说起。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0岁的时候，娶了童养媳文七妹。
鉴于前两胎都早早夭折，文七妹在生下毛泽东后，决定把他带到娘家抚养。在那里，毛泽东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他在外婆家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外婆和舅舅都非常疼爱他，几个表兄弟之间也相处融洽，其中与毛泽东关系最好的，要数大他9岁的文运昌。
作为毛泽东的大表哥，文运昌完全尽到了一个大哥哥的责任。他本人是文家毛泽东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而且文运昌虽出身于封建社会，但他接触到了当时许多进步思想，尤其钟爱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
这样的人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鼓励毛泽东读书，慷慨地把家中藏书借与毛泽东读，毛主席后来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这些与表哥文运昌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而小时候的毛泽东也很懂事，他知道这些书十分珍贵，所以每次借来书，都要写张欠条，上面注明归还日期。而毛泽东总能按期归还。
文运昌对这个表弟的所作所为十分叹服，愈是对他疼爱有加，那些欠条文运昌后来也都珍藏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入了私塾，在老师和表哥等人的教导下，他的知识水平迅速提高。毛泽东踌躇满志，他以为自己可以继续学习下去，然后到外面的天地干一番大事业。可是，一场变故突然到来。
1910年，念了六年私塾的毛泽东忽然被父亲毛顺生接回了家，让他辍学务农，并计划送他去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当学徒。
父命难违，可怜的毛泽东只能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昏黄的灯火下学习打算盘和记账。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他要读书，要学习，要走出韶山冲！
私塾先生对于折断这样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大为可惜，他不惜登门拜访，想让毛顺生同意让毛泽东继续念书。
而毛顺生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种田人才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呐，只要算得几笔数，写得几句话就行了。”
长期困守山坳（ào），限制了他的眼界与格局。
闻听此事的文运昌心急如焚，他明白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于是在他的带动下，文家人纷纷出动，在娘家亲戚的轮番劝说之下，毛顺生终于被说服，同意毛泽东继续读书。
可是，去哪读书呢？私塾已经读了六年，该向更高的地方攀登了。
正在毛泽东困惑的时候，文运昌来到了他身边。听完表弟的苦恼，文运昌一拍大腿：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这是一所新式学堂，里面可以接触到许多新思想。
拿定主意的二人兴奋异常。文运昌为此事忙前忙后，帮他办好了入学手续，还主动做他的入学担保人。
1910年秋，毛泽东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他的表嫂，也就是文运昌的妻子杨氏，见毛泽东的蚊帐破旧，给他换了一个新蚊帐。
毛泽东能进东山高小，文运昌可谓是功不可没。而东山高小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多大呢？
他本人在日后多次跟人说：“如果当年不进东山高小，恐怕后来进不了长沙城，我毛泽东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进了新式学堂的毛泽东，一下就被那些进步书刊吸引了，他贪婪地吸收这些新知识的养料。文运昌见状，想方设法地给他搞来这些书刊，其中就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这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一本刊物。这些新书逐渐推动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让他对表哥充满感激。
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面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无不动情地说：
“我进了东山学堂，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 《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文运昌不光是毛泽东的领路人，还做了一回他的救命恩人。
1925年冬，毛泽东受组织委派，从上海返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文运昌听闻表弟返乡，十分高兴，立即前往韶山与其会面。
二人围着炉火，畅谈古今，快意非常。然而毛泽东返乡的消息不止文运昌知道，当地军阀赵恒惕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还打探到毛泽东的行踪，正调兵前来抓捕。
屋外的放哨人见到一对当兵的气势汹汹朝这里走来，连忙提起马灯示警。然而此时敌人已经走近，来不及转移了。文运昌为掩护毛泽东，自己昂首走了出来，敌人以为他是毛泽东，草草看了通缉令就把他给带走。而毛泽东则趁势从后门溜出去，躲到屋后的密林中。
文运昌被下牢，吃了很多苦头，经过多方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这对他的心态造成了一些影响，革命热情慢慢冷淡。
由于毛泽东在外边的动静越闹越大，受他的牵连，文家变成了反动派的重点关注对象。
1927年“马日事变”后，韶山被白色恐怖笼罩，因为文运昌和毛泽东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不得不外出避难。
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抄了毛泽东的家，顺带也整治了一下文家，毛泽东的八舅，即文运昌的父亲文玉钦被绑至监狱，饱受摧残，虽经人营救出狱，却在出狱后不久去世。
自从毛泽东干上了革命，文家灾祸不断，文运昌的日子也过得很苦。而他也很久没有得知表弟的消息了，自从长征开始，两人便失去了联系。
好在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了，文运昌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表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并且他也不再被国民党列为头号敌人，而是共同抗日的伙伴。见表弟发达，文运昌也想跟着沾点光，便托人捎去自己写的一封长信，信中主要告知家里发生的变故，同时也夹带了一些私货，阐述了文运昌想到延安谋个一官半职、发点小财的想法。
毛泽东早先带着弟弟毛泽覃（tán）离开了家乡，而毛泽覃在1935年牺牲。毛家韶山冲的地产和房产都已经赠予了别人。对那时的他来说，家乡就已经几乎等同于外婆家，而文运昌的信就是久违的家书！
毛泽东难掩欣喜，他在回信中写道：“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而对于文运昌夹带的私货，毛主席则婉言谢绝：
“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bǐ）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
为预防其余亲友也同文运昌一样，来找自己徇私，毛主席还在信中添上一句：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文运昌收到来信后并没有很大的不满，他也明白共产党并不富裕，况且强敌在前，必须节衣缩食来完成抗日大业。
这时的他还是能理解毛泽东的，只是接下来的日子依旧不好过。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焚毁了他在长沙南门外自建的两间小房，他只得无奈地带着儿女回家乡避祸。
战乱和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敛让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文运昌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辗转，所幸韶山的几位好友一直愿意给予接济，他才能挨到建国后。
可以说，他和毛泽东的这份亲友关系，令他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他本人曾写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艰难处境：
“乱时亲友相逢少，焚后楼台人梦多。儿女始知成重垒，诗书且喜却愁魔。”
那么，建国了，这下总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吧，文运昌这样想着。
是的，建国了，老百姓确实有好日子过了，不过文运昌要过的好日子可没有那么简单。
一封信被交到了毛泽东办公厅主任田家英手中，他看后眉头紧皱，里面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我是皇亲国戚，你赶紧把工作给我安排上。不用说你们也知道，这封信是文运昌写的。他还挺仗义，不光为自己要官，还列了一张名单，上面14人也都是所谓的‘皇亲国戚’。”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毛泽东当主席啦，他们这帮亲戚也可以跟着享福啦，自己找主席帮忙，他应该是会同意的。
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开明的表哥，人进入了新社会，思想却已经全面倒退。
田家英不敢擅自决断，他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家事，怎么处理要由毛主席自己决定。
毛主席看着这份名单，愁容满面，他对周恩来说：
“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作安排找工作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
于是他大手一挥，在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显然，毛主席拒绝了表哥文运昌的请求。
收到来信的文运昌疑惑不已，他以为是毛泽东忘记自己当年救他的事了，于是准备当面向他说道说道。可巧，毛主席主动相邀，文运昌大为高兴，他以为自己即将飞黄腾达，这番进京必是要授官的。
1951年，文运昌一行人来到北京，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的毛主席让秘书长田家英把他们接到中南海怀仁堂，今晚他要在这里宴请这位心心念念的表哥。
等候多时的毛泽东一见表哥进了会客厅，便迫不及待地迎上去，向众人介绍：“这就是当年为我在东山学堂读书作担保人的运昌表兄。”
他拿出准备好的美酒，与表哥尽情畅饮：“之前大家因为我，受了不少苦，现在也让你们享受享受。来，干杯！”
席间，大家聊了许多童年趣事，一直严于律己的毛泽东这次喝了许多酒，桌上一伙人欢声笑语不断，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难得地度过了一段轻松愉悦的时光。
文运昌这次可谓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他这次进京虽然没有被“封官”，但毛泽东如此热情地招待自己，显然还没忘了昔日情分。况且毛泽东说要让他们“享受享受”，这不就是自己飞黄腾达的信号吗？
然而，毛泽东那边迟迟没有动静，这让文运昌有些焦虑，他必须要亲自弄个明白。
于是在次年6月，文运昌再度来到北京。仗着毛主席亲戚的身份，他变得嚣张跋扈起来。再次进京的他已经丢掉了第一次时的拘束，不把自己当外人，有酒就喝，喝多了就说疯话，吹嘘自己当年与毛泽东的交情以及如何帮助毛泽东脱险的事迹。
他的这番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想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让他感念自己对毛主席的恩情，从而弄到个一官半职。
文运昌是读书人，可他似乎忘了要以史为鉴。两千多年前，陈胜从一个贫苦雇农一下发达之后，当年一起“躬耕陇亩”的伙伴们找到陈胜，得到了他的优待。但他们在陈胜面前肆无忌惮，终日饮酒取乐，乱说疯话，时间一长，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惹恼的陈胜，他弃旧情于不顾，一怒之下便把昔日的伙伴们给斩了。
那么，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然而，毛主席毕竟不是陈胜，他虽不悦，却仍让表哥留在北京，文运昌也毫不客气地继续在北京胡闹。
1953年冬，毛泽连、毛锦成、谭熙春、邹普勋四位亲属特意从韶山进京来给毛泽东祝寿。
毛主席见家乡来人了，很是高兴，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不过他对给自己祝寿这件事不太满意，于是对这四人说道：
“早在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之上，我就提出几条要求：不办寿宴，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起地名，作为主席，我得带头遵守才对嘛！今后我乡下的亲戚朋友，父老乡亲，谁也不要来为我祝寿，这样不好！”
毛主席本来就没有架子，大家在他面前也很是随意，谭熙春听完后说道：
“我们韶山人来了你就劝不要祝寿，你湘乡唐家的亲戚来了是不是也这么对他们讲呢？听说运昌十六阿公还在你这里，他不是也来为你祝寿的吗？”
毛主席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文运昌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头疼很久了。他没有责怪谭熙春的意思，而是发觉了文运昌留在北京的恶劣影响，如果继续放任不管，便会给晚辈后生们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
毛主席见气氛有些尴尬，赶忙说道：“十六阿公住在这里，不是来给我祝寿的，我一向不主张祝寿。所以今后谁硬给我祝寿，那我只好让他坐冷板凳了。”
巧了，文运昌此刻正要进来，他听到这番话，立马面露不悦：“这该不会是让我坐冷板凳吧？”
毛主席看了他好一会儿，说：“运昌兄，你来北京也有一些日子了，现在趁着有伴就跟着他们一起回去吧。”
这是下逐客令啊！文运昌生气了：“我吗？我没打算走哩！”
毛主席也来了气：“好，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了！”
文运昌见平日里对自己和颜悦色的表弟动了怒，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于是随毛泽连等人回到了湖南。
回乡的文运昌没有丝毫悔改，仍在不断地折腾，经常喝得烂醉如泥，把自己是“皇亲国戚”的事情拿出来说。毛主席没给他安排工作已经成为他心中迈不过去的槛，他终身都不能理解毛主席。以至于1959年毛主席来韶山，文家人与毛主席合影，他都没有去。
1961年，文运昌郁郁而终。
公与私，在中国人这里，一直都是很难处理的问题。而毛主席却能守住底线，坚持不为亲友谋私利。他对此曾说过：“我不能这么干，我一干，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作风，危害就大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
也许对于亲人，他是不够意思的，但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他可以面无愧色。
这也就是毛主席伟大的地方。